从“消费”这个概念说起：什么样的制度有什么

　　东汉·王符的《潜夫论·浮侈》：：“此等之俦，既不助长农工女，无有益于世，而坐食嘉谷，消费白日。”这里的“消费”有消磨、浪费的意思。

　　《宋书·恩幸传·徐爰》：“比岁戎戍，仓库多虚，先事聚众，则消费粮粟。”这里的“消费”指毫无意义的耗费或浪费。

　　消费的对应英语（consume，名词consumption）一词可追溯至拉丁文“consumere”，意为“消耗、吞食、浪费”。14世纪进入英语后，早期用法多含贬义，如“毁灭、耗尽”，常与资源浪费或道德批判关联。

　　从18世纪中后期开始，随着工业革命和市场经济的发展，英语中“消费（comsumption）”的词义逐渐褪去贬义的属性，慢慢地成为与生产相对的中性概念，指社会再生产过程中生活资料的消耗。

　　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提出“消费是所有生产的唯一目的”，强调消费对经济的终极意义。这一观点揭示了市场经济的根本意义在于，生产的目的是为了满足消费者的需要，而不是简单地增加物质产品的数量。同时，斯密认为，重商主义者将生产本身视为目标，忽视了消费的重要性，是一种本末倒置的做法。

　　马克思理论中，把消费进行了二元划分，生产消费（生产资料和劳动力的消耗）与生活消费（满足个人生活需要），并指出消费对生产具有反作用。它不仅推动生产的发展，还调节劳动力的分配，同时也是生产的最终目的和动力源泉；反作用包括促进作用和阻碍作用，因此不能把消费反作用于生产等同于消费促进生产（对于这个观点本文不做评价）。

　　在汉语中，具有近现代经济学含义的术语“消费”一词，源于日语对英文“consumption”的翻译“消費”（见1877年《经济小学》译著）。（注：该信息来自网络，此处存疑）

　　凯恩斯于20世纪30年代将消费的概念引入宏观经济框架，提出“消费支出”、“边际消费倾向”等概念，确立其作为经济增长核心变量的地位。

　　凯恩斯的边际消费倾向概念是在他的著作《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中提出的。他认为，随着收入的增加，人们的消费也会增加，但增加的消费量相对于增加的收入量来说会逐渐减少。这种现象被称为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规律。

　　凯恩斯认为，人们的消费决策不仅仅受到当前收入水平的影响，还受到对未来收入预期、财富积累、储蓄动机等多种因素的影响。

　　20世纪中期后，西方进入后工业时代，消费从生产附属转变为社会主导行为。关于“消费”这个概念的含义，法国学者鲍德里亚提出“消费是符号价值的操纵”，商品成为身份、地位和文化认同的载体。

　　社会学家凡勃伦在《有闲阶级》一书中描述了炫耀性消费现象，富裕（权贵）阶级通过对物品的超出实用和生存所必需的浪费性、奢侈性和铺张浪费，向他人炫耀和展示自己的金钱财力和社会地位，以及这种地位所带来的荣耀、声望和名誉。

　　凡勃伦通过对炫耀性消费现象的研究，揭示出奢侈消费不仅是物质需求，更是社会阶层区隔的手段。

　　“遍地罗绮者，不是养蚕人”（宋·张俞《蚕妇》），几乎是自秦到清所有朝代的真实写照。在几千年的历史中，无论是盛世还是乱世，有能力消费的人廖廖无几，除了皇帝、官僚及极少数的权贵阶层。整个社会，所有的消费都是围绕着皇帝及其周围的人进行的。

　　社会中绝大多数的普通人（牛马），除了维持生存所必需的生活用品外，根本没有任何的消费。“遍地罗绮者，不是养蚕人”，不是养蚕人不想穿罗绮，是因为罗绮是消费，养蚕人根本就没有能力消费。

　　还有的时候，“四海皆闲田，农民尤饿死”的现象比比皆是。这种时候，牛马们连生存都无法保障，更谈不上消费。

　　从某种意义来说，牛马的日常消耗不能叫做消费，按照马克思主义理论，它只是维持“再生产”的“必要投资”，跟给机器设备加机油或者给汽车加油是一个道理。（本段纯属调侃）

　　2024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有三个人，达龙·阿西莫格鲁、西蒙·约翰逊和詹姆斯·A·罗宾逊。他们通过研究历史上殖民者国家的制度，发现其对国家经济的根本性影响，最终得出了制度是第一生产力的结论。

　　这三位经济学家通过大量的资料分析和反复论证，表明了国家制度对经济发展的重要意义。

　　也证明了良好的国家制度是让国家经济向好发展的重要动力，反之则会让国家的经济陷入停滞之中。

　　这三位经济学家所做的研究，明确了包容性制度和掠夺性制度对国家发展所产生的截然不同的影响。包容性制度，指的是那些能够促进社会广泛参与、保护版权，并且能够给社会提供公平竞争的制度；掠夺性制度则恰恰相反，是通过少数人控制，利用他们手中的权利掠夺资源和财富的一种制度。

　　他们通过研究还发现一个规律，包容性制度根本就不是突然出现的，而是通过长时间的社会斗争和政治改革才能建立。

　　只有通过政治改革，对于权利分配体制重新打破后再重新分配，从而才可能为经济发展创造更有利的条件，这也是国家实现转型的重要过程。